普通话的文化价值是指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普通话具有的文化意义。
普通话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不是哪个阶级、哪个政府更不是哪个人决定的，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文化积淀的结果。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曾以各省投票的办法确定国语的字音标准（即老国音），但实际上行不通，到了1926年只好规定国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就是一个明证。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和信息、文化的载体，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以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除了少数短暂的皇朝偏安江南外，相对稳定的统一的皇朝都是以中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因此中央政府使用的语言（事实上的民族共同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在词汇、语法方面都以中原方言为基础方言，语音大概以首都所在地的方言为标准音是很自然的事情，文史著作自然也以当时的民族共同语的书面语来写作。古今以来，汉语语音有较大变化，但用来记录语言的汉字相当稳定。从汉字所记载的古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来看，变化也不是很大，例如我们阅读2000多年前写的《史记》，总的来说是不难懂的，至于用北方话写作的宋代话本、元代杂剧和明代拟话本，今天读起来也是通俗易懂的。今天的普通话就是从古代民族共同语逐渐演变而来，而且在成语、典故和表达句式方面吸收了很多古代民族共同语的营养。德国语言学家乌申斯基说：“在民族语言明亮而透彻的深处，不但反映着祖国的自然，而且反映着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史。人们一代跟着一代传下去，但是每一代生活的成果都保留在语言里，成为传各后一代的遗产。”汉民族共同语正是这样，从先秦的雅言、汉代的通语到明清的官话、民国的国语再到今天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文献的最主要载体，或者说汉民族共同语承载着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把方言称为“母亲语言”，把民族共同语称为“教师语言”，因为一般来说方言是人们从小跟母亲学会的，而民族共同语则是人们上学以后跟老师学会的。因此我们也可以称方言为生活语言，民族共同语为文化语言。学校里教授语言以语文课为主渠道，其绝大部分课文都是用普通话写成的文学、艺术、政治和科学著作（包括用普通话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是少量的文言课文也是用普通话朗读的，而语文以外其他学科的教材也都是用普通话写作的。至于讲课，国家更是要求教师使用普通话的。因此，学生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就是了解和吸收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掌握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和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成为文化修养程度的外在标志之一。
有几个生动的例子。一位长年在外工作的军官回家乡探亲时，因为怕父母和乡亲们嫌他“忘本”，所以故意说很土的家乡话。没想到村长说：“你在外多年，怎么还说土话呀？现在咱村里都在学普通话呐。咱村的产品现在销往南方好多地方，人家一听咱说话的土味儿，就觉得咱这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广东一位中学教师曾对笔者说：“我们这个省没出过大作家，因为我们的方言太难懂了。”笔者说：“欧阳山、秦牧不是很有名气的大作家吗？”那位老师说：“那是因为他们的代表作都是用普通话写的呀。”广州一群中学生说：“方言只能给武打片配音，而像《简?爱》那样的经典片用方言配音就不伦不类。”很多本来会说普通话的天津人平时不敢说普通话，因为怕别人笑话自己：“你有嘛学问，还说普通话？”这几个例子都说明，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普通话具有方言难以匹配的文化价值。
语言观念体现着相应的时代特色。普及民族共同语是各个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一般被称为语言计划(Language Planning)。西方发达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实施语言计划，用了大约二三百年，实现了普及的目标。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普及共同语，大约用了一百年。在发达国家，能否操一口标准的民族共同语（或国家通用语）是衡量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社会，自古以来赞许的是“少小离家，乡音无改”，主张的是“宁卖祖宗坑，不改祖宗声”。但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推动下，老一辈也不再反对年轻人学普通话，新一代人则正在树立新的观念，“学会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说好普通话，高雅又潇洒”、“让标准语显示你的魅力，用普通话播撒我的温馨”等等，都是新语言观念的生动表述。不少家长甚至祖父母一辈的老年人，为了让小孩从小学会普通话，一改说方言的习惯，同小孩对话都说普通话，使普通话成了家庭语言，这也是新时代的一种新风尚。河南的一个年轻人说，她爱人当年跟她谈恋爱时一直说普通话，影响到她也说起了普通话，可是结婚以后她爱人说：“以后咱们说家乡话吧，说普通话太累了。”可有了孩子以后，父母又恢复说普通话，因为他们希望孩子从小学会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除了实现交际无障碍的直接目的外，还有个礼貌问题。一些方言区的人，对外地客人可以说普通话，但当着客人的面同自己人交谈的时候又改用客人不懂的方言，客人心中委实很不舒服，因为他感到主人有不愿让他知道的事情。90年代初在海南省就发生过因此而中断了投资谈判的事件。“当着客人说客人不懂的方言，不仅是对客人不尊重，而且会使客人产生对我们的不信任感。”这是方言区人从实践中总结的教训。可见普通话作为文化语言在公共交际中体现着一定的文化修养。
